●核心观点：中国虽拥有全球最完整高效的工业体系，但过去长期依赖外部市场消化产能。在逆全球化浪潮与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唯有做大做强国内市场，让内部消费与有效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供需失衡局面。此举旨在避免因内需不足而制约我国供给端创新与产业升级，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必须“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笔者以为，这一战略部署，是应对世界百年变局、把握发展主动权的深远考量，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深入理解其重大意义，需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贯通历史与现实，理解其战略价值并明确实践路径。

大国博弈中的战略选择

从长期看，一国经济的根本趋向是在内部实现供需平衡。当其通过供给效率的显著提升确立生产优势后，强大的生产能力将使其积累巨额财富（表现为贸易顺差），进而推动内需上升，直至达成内部供需平衡；反之，一国一旦丧失供给优势导致财富外流（表现为贸易逆差），其内需也将随之萎缩，最终回归供需平衡。这一动态平衡过程，往往伴随着全球主导国家的历史性更迭。例如，19世纪凭借工业革命成为“世界工厂”的英国，在20世纪初被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的美国、德国超越后，贸易顺差转为逆差，最终失去其世界主导地位。

当今世界，中国被誉为“世界工厂”，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产值占世界总产值30%以上，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工业体——其独特优势不仅源于超大规模体量，更体现在衍生的产业配套与产业集群效应，让产业链兼具其他单一经济体难以企及的低成本与高灵活性。相比之下，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消费国，其最终消费支出常年占据全球消费总额的25%以上。其庞大的内需体系不仅支撑其国内经济持续运转，也深刻影响着全球贸易格局。

美国之所以能在长期逆差下维持高消费及其全球主导地位，核心在于建立了以“石油美元循环体系”为支柱的全球金融主导地位：美国用美元向生产国购买商品，生产国用得到的美元向资源国购买石油等大宗资源，资源国再将收到的美元投资回美国金融市场（美债、美股）。这一循环机制，与美国的军事、科技实力相结合，确立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和美国的金融中心地位，使得美国可以持续通过“印钞发债”和“美元潮汐”等金融操作获取高额利润，这是美国可以在长期贸易逆差情况下维持其高消费率的根本原因。同时，这也导致其金融资本回报率远高于产业资本。其直接后果是美国制造业持续外流，先后流向欧洲地区、日本、韩国及东南亚国家，并最终流入中国。这一方面造成了美国制造业空心化和供需结构的长期失衡，另一方面也使我国面临着内部“供给长期大于需求”的严峻挑战。

然而，深入剖析历史进程便会发现，长期供需平衡的规律并未真正失效，其强大的约束力正以新的形式重新显现。当前，美国依靠金融主导地位维系的结构性失衡难以持续：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体系的内在脆弱性，自此全球央行持续增持黄金；至2022年俄乌冲突后，美国将美元金融体系频频“武器化”——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将俄罗斯银行剔除出SWIFT系统等行为，进一步动摇了美元作为“全球安全资产”的信用基石。叠加美国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全球“去美元化”进程显著加速。至2025年第二季度，全球央行（不含美联储）的黄金储备总值自1996年以来首次超过持有的美债规模。2025年以来，美国再度对华和其他各国发起大规模贸易战，其战略意图明确：利用其“全球最大消费国”以及其在金融、科技和军事上的主导地位，通过加征不对等关税、迫使他国投资美国和转移关键产业至美国本土等手段，重振本土制造业，打造一条自主可控的产业链——这不仅有国家安全方面的考量，也是“大幅提升供给能力，重构供需平衡”的必经之路。从当前中美经济走势看，谁能率先在国内实现更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均衡，谁就将在未来大国博弈中赢得战略主动。

中国扩大内需的历史使命

基于上述历史规律与当前变局的洞察，中国坚持扩大内需的战略导向，其必要性与战略意义更加清晰，主要体现在三个关键层面：

破解“生产消费”结构性矛盾，是重塑发展主动权的根本路径。中国虽拥有全球最完整高效的工业体系，但过去长期依赖外部市场消化产能。在逆全球化浪潮与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唯有做大做强国内市场，让内部消费与有效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引擎，才能从根本上扭转供需失衡局面。此举旨在避免因内需不足而制约我国供给端创新与产业升级，将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释放“十亿级”市场潜能，是推动供需高水平良性循环的战略支点。中国拥有14亿人口和超过4亿且仍在扩大的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具潜力的统一大市场。过去的优势集中在生产端，而当前战略的关键在于将巨大的人口规模从“生产力要素”转化为“消费主体”。激活这一潜能，既能有效承接国内强大的供给能力，又能通过需求侧的消费升级，反向激励供给侧改革，驱动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迈进，最终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抵御外部系统风险，是夯实经济稳定运行的“压舱石”。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建立在美元主导地位之上的国际金融体系不确定性加剧。坚定扩大内需，是支撑党中央提出的“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举措。强大的内需能在外部环境动荡时，有效保障就业，为技术攻关与产业转型升级提供宝贵的战略缓冲空间；同时，也能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增强我国应对外部冲击的韧性。

当前面临的结构性制约与挑战

将扩大内需的战略蓝图转化为现实，必须清醒认识到我国当前面临的多重结构性制约，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

消费能力低：居民收入增长与分配格局的双重约束。一方面，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实际增速长期低于经济发展速度，中低收入群体增收渠道有限、速度较慢，形成“高收入群体消费倾向饱和、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此外，城乡与区域间消费能力差距（2024年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城镇居民的50%）进一步加大了全面激活国内消费市场的难度。另一方面，住房、教育、医疗等家庭“刚性支出”负担较重——特别是对于已经在城市长期居住和工作但还未能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待遇的3亿新市民群体——会持续挤压其他领域的消费空间，抑制整体消费潜力的释放。

消费意愿弱：预期转向与消费提振的关键障碍。在当前全球经济复苏不确定性增强、国内部分行业转型阵痛凸显的背景下，居民对未来的收入预期趋于谨慎，尤其是青年群体面临的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剧了“不敢消费”的心态。尽管2025年上半年居民消费者信心指数呈现回升态势，但仍未恢复至2019年同期水平。

扩大内需的系统路径与实践方略

立足当前经济现实，将超大规模市场潜力转化为可持续的内需增长动能，关键在于做好顶层设计与系统性推进，具体应聚焦以下四个维度：

稳就业促增收，筑牢内需发展基础。一是以高质量就业推动收入增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高附加值产业及其催生的高收入岗位长期由欧、美、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垄断，构成了其强劲消费能力的核心原因。近年来，我国已在新能源、人工智能、储能、集成电路等战略新兴领域形成一定优势。为此，建议双管齐下：一方面，引导公共资本和民间资本加大对高科技产业及配套服务体系的投入，以支持关键技术突破，助推重点产业升级，催生出更多高质量就业，进而衍生出更多高端服务需求；另一方面，一是以“反内卷”为导向优化劳动力市场。引导企业合理管控工时，推广弹性休假与灵活办公，强化劳动权益保护，在增加总就业岗位的同时，为在岗劳动者释放更多休闲与消费空间。二是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其核心在于建设健康、成熟的资本市场，推动股市健康发展，引导养老金、保险资金等长期资金稳步入市，完善上市公司治理与入、退市和分红机制，严厉打击违规减持、内幕交易等违法行为，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不仅能增加居民财富，也能提升社会整体投资效率，引导资金投向关键领域，助力收入和内需的可持续发展。

强社保消顾虑，释放国内消费潜力。一是强化教育与育儿保障。践行“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战略论断，着力提升各阶段教育质量，适时考虑将义务教育延伸至高中阶段，并合理增加职业技能课程，强化兴趣导向与生涯规划，推动人尽其才、精准育才，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结构性优化。同时，大幅扩大普惠性托育服务覆盖，将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的政策举措制度化、体系化。二是强化住房、养老与医疗保障。加速保障性住房与公租房体系建设；全面建设街道层级的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并将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范围扩大至所有地级市；深化医保跨区域统筹，显著提升大病保险的报销比例与覆盖范围。

抓重点拓群体，挖掘内需增长新空间。针对新市民与农民等重点群体，实施精准有效的扶持政策，释放消费潜力。一是深化农村土地改革。支持农民通过宅基地流转、土地经营权入股等市场化方式，提高其财富量和财产性收入。推进城中村改造，做好货币化安置工作。二是针对新市民群体，在保障房和公租房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如提供5-10年稳定租期与优先续租权，鼓励其对租住环境进行个性化投入；全面落实“租购同权”，保障其子女平等享有就近入学的权利。三是加快农业现代化转型。推广智慧农业技术，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造更多技术型就业岗位，提升农业效率。

促改革增动能，激发地方政府活力。通过制度性改革，调动地方政府扩大内需的积极性与能力。一是持续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与压力。探索通过发行低利率的中央政府债券，置换部分高利率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有效减轻地方利息负担，使其“有钱办事”。二是深入推进消费税等税制改革。将部分消费税征收环节从生产端后移至零售端，并将收入相当部分划归地方财政。此举既能直接增加地方可用财力，也能激励地方政府更积极地去优化营商环境、拉动本地消费，使其“有动机办事”。

（作者系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省“泰山学者”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