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年规划既保持战略目标的长期稳定，又能够根据时代变化实现政策体系动态优化，形成了国家治理“方向恒定、路径灵活、节奏有序”的制度特征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重要体现，是统筹战略与实践的关键治理机制。五年规划通过周期性目标设定、资源统筹配置与执行评估反馈，构建起一个兼具稳定性与调适性的国家治理体系，成为国家战略延续性和制度韧性的重要源泉。

五年规划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制度安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需要不懈努力、接续奋斗。五年规划正是“阶梯式递进”的重要推动力量，贯穿于新中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发展的全过程，构成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环节。

与一些国家的国家计划体系在时代演进中逐渐式微不同，中国的五年规划制度始终保持强大生命力。这种制度韧性源自五年规划深度嵌入中国政治与治理体系的结构性特征。它不是单纯的经济管理手段，而是一种政治领导、战略引导与社会动员的综合机制，体现了我们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总体设计能力与组织动员能力。

回顾70余年的发展历程，五年规划经历了从“计划”到“规划”、从“经济”到“经济社会”、从“建设”到“治理”的系统性演进。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五年计划”，以工业化和国防建设为核心任务，确立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基础；改革开放后，五年规划成为引导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推动国家治理从行政命令向政策协调转型；进入新世纪，五年规划逐步向战略统筹制度转型，强化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功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更趋协调可持续；进入新时代，五年规划上升为顶层设计的重要载体，在国家战略设计、政策统筹、区域协调、社会治理等方面全面发挥核心作用，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关键支撑。

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五年规划的制度逻辑在演进中不断深化：从以资源集中为核心的计划性工具，转变为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协调与宏观调控机制，继而从引导发展转型和优化治理结构的战略规划制度，升级为统筹全局的顶层设计与战略统筹制度。它以独特的时间结构、目标逻辑与制度运行机制，支撑起中国发展与治理的持续演进，展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长期治理中的优势与活力。

这种历史性的演化，体现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在应对复杂环境中不断调适的能力。五年规划既保持战略目标的长期稳定，又能够根据时代变化实现政策体系动态优化，形成了国家治理“方向恒定、路径灵活、节奏有序”的制度特征。可以说，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支点。

五年规划以周期与目标结构实现战略统筹——

在面对长期发展与短期变化之间的张力时，五年规划通过制度化的周期设置与目标结构，实现国家战略目标的阶段性推进与整体性统筹，确保国家发展在不确定环境下的连续性和可预期性。

五年规划以“五年”为周期，新一轮规划往往在党代会召开三年后启动、在政府换届两年后实施，保证了不同任期的领导集体在同一战略框架下接续推进发展目标。这一制度设计有助于强化战略目标的跨期一致性，能够支撑“换届不换目标”“换人不换方向”。它不仅保持了国家战略的连续性，而且通过形成“目标设定—执行落实—评估调整—再设定”的政策循环，使战略规划与行政执行形成有机闭环。

五年规划的目标结构，还注重兼顾战略导向与现实需要的调适。中央在总体战略愿景下确定国家发展方向，通过规划将长期目标制度化、阶段化；各地区、各部门在此框架下结合自身条件细化实施方案，形成上下贯通、分级落实的目标体系。这种多层级目标体系兼具统一性与差异性，既确保全国战略方向一致，又为地方创新提供制度空间。特别是“十一五”以来，五年规划在目标体系中引入“约束性指标”和“预期性指标”的双重结构。前者体现国家战略底线，后者反映发展弹性与社会活力，并通过设置数量化指标与结构性任务，通过刚性约束与柔性引导相结合，实现战略目标的系统统筹与动态优化。

五年规划不仅是目标体系，更是一种动态执行与评估机制。尤其是，通过重大工程、重点项目、绩效考核等工具，将规划目标转化为可操作的政策行动，并通过中期评估和终期评估制度形成系统反馈。其中，“任务分解—动态监测—中期评估—监督问责”四位一体的执行体系，将重大任务落实到部门与地区责任清单，并通过动态评估及时调整。这种制度化评估机制，使规划不再是静态文件，而成为一个不断修正、持续优化的治理过程。由此，五年规划既提供发展方向，又构建执行路径，还通过评估反馈不断强化制度自我更新能力。

五年规划提供新的解释框架和研究议题——

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五年规划不仅是治理实践的成功经验，更是理论创新的重要源泉。它所体现的长期治理逻辑、目标分层机制与动态调适模式，为公共管理理论提供了新的解释框架和研究议题。

传统的政策过程理论更多强调线性逻辑，五年规划则展现出非纯线性、多循环的政策运行模式。它通过周期性更新实现政策议程的持续调整，通过滚动评估实现政策目标的动态修正，从而在长期演进中实现稳定与变革的统一。

从推动五年规划由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体系角度看，五年规划应被视为一种“制度性治理周期”。它以时间为秩序，以目标为载体，以评估为反馈，在制度化时间结构中实现国家治理的有序提升与更新。对五年规划的理论研究，可聚焦其在战略目标传导、政策工具配置、执行反馈机制等方面的运行逻辑，从而揭示在复杂治理体系中实现目标稳定与政策创新的机制基础。

进入数智时代，五年规划的编制与评估面临新的技术变革。大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为编制规划提供了更精准的需求识别可能、更科学的政策预测工具支持。要深入探索完善数字技术在战略规划中的嵌入机制，分析如何优化目标设定、增强动态反馈、提升响应速度，进而构建一个更加智能、更为敏捷的国家战略规划体系。

五年规划不仅是中国实现长期战略目标的制度保障，还是“以中国为方法”推动全球公共管理知识创新的重要实践样本。推动五年规划的理论化与知识创新，不仅有助于深化对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学理阐释，也有助于发出兼具国家属性与世界意义的“中国声音”。它以持续的战略定力、灵活的制度调适和强大的组织执行力，为世界各国的现代治理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分别为浙江工商大学党委书记、浙江大学国家制度研究院首席专家，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