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 设为首页 | 加入收藏

        专家人员 Expert personnel

        分享到: 更多

        李子彬会长第十届中国中小企业节开幕大会上的演讲

        日期:2017年1月5日

        创新创未来
        ——在第十届中国中小企业节开幕大会上的演讲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会长 李子彬
        (2016年12月21日)

        一、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宏观经济的三个阶段
          (一)第一个阶段,需求膨胀,供给不足
          从1978—1998年上半年,除了个别年份,如1989年、1990年,绝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失衡的特点是需求膨胀,供给不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的三次大的通胀或者抢购潮,都是发生在1998年之前。
          第一次通胀发生在1985年,通胀率达到9.3%。八十年代初,改革主要在农村,重点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秋天,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之后,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其中,改革价格体制解决各种比价不合理是重要任务之一。城镇居民担心物价上涨,发生了抢购潮。但是,当时居民的购买力有限,而供给又不断改善,物价总水平上涨的势头就缓和下来。
          第二次通胀发生在1988年。1988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会议,做出了价格闯关的重要部署,当时的指导思想是“长痛不如短痛”。商品价格的放开,加剧了居民的不确定性心理预期,老百姓抢购,这次的通胀率达到18.8%。党中央、国务院宣布停止“闯关”,决定对经济实行全面治理整顿,通货膨胀慢慢地得以缓解。
          第三次通胀发生在1994年,通胀率最高达到24.1%。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之后,全国加快经济发展的热情高涨。1993年11月14日,召开中共中央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继续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在一系列利好消息的推动下,在全国形成了一个加快发展的投资热潮。1993年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3%,这种需求传导到物价上,1994年的物价上升的幅度更大,通胀率达到24.1%。国务院出台“国十六条”,紧急降温。包括提高存款、贷款利率;全面削减基本建设投资;重新审查各地方政府批准的经济开发区;整顿海南、广西北海房地产投资热。这些措施呈现出行政主导、积极干预的明快特点,并迅速取得成效。
          这三次大的通货膨胀都发生在1998年上半年以前。尽管原因各不相同,但是供需失衡的情况是类似的。在这个时期,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是财政货币政策紧缩,防止出现恶性通胀。

         

         

          (二)第二个阶段是需求疲软,产能过剩
          从1998年下半年到2011年。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约1500万国企职工下岗,大批乡镇企业倒闭,产能过剩主要集中在轻工业消费品。2007—2008年发生国际金融危机,国际贸易大幅下降。国内经济结构失衡更加突出,新一轮产能过剩更加严重。
          (三)第三个阶段,2012年以来的现阶段
          2012年以后,城市空间规模扩张的速度降低,汽车进入家庭的速度也在下降,加上房地产泡沫等因素,导致钢材、水泥、石化、建材、家电、家纺等产品的需求量大幅下降。工业增长速度由2007年高峰时的14.9%,下降到2015年的6%左右。国民经济发展既面临经济下行的威胁,又有潜在的通胀压力。各种生产要素成本都在大幅度上升,货币供应量持续增大。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周期性问题同时凸显,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二、过去的二十年里,我国成功应对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两次严重冲击
          为了应对危机,我国采取了“扩内需、稳增长、惠民生、促改革”的措施,成功应对了两次危机的冲击,保持了经济社会的平稳发展。两次应对危机,既有经验,也有教训,这些都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积累的宝贵财富。对经济新常态下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宏观调控,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中国政府成功应对亚洲金融危机,逆流而上,一举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1991年底,63岁的朱镕基被邓小平从上海市委书记任上抽调入京,担任副总理,主管经济工作。上任之初,以霹雳手段整顿经济秩序,亲自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严厉打击民间以极高利息揽存资金的违法行为,将沈太福集资案中的沈太福处以极刑。采用银行注资周转和政府直接干预的措施,整治国有企业之间的三角债。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之后,全国加快发展的热情高涨,中国经济出现过热。1993年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3%,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增长44.7%,1994年物价上涨达到24.1%,国务院出台“国十六条”紧急降温,以果断明快的手段,迅速取得了成效。1995年9月28日,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新思路——“抓大放小”和“三年脱困”,解放了部分被束缚的生产力。1998年之后国有资本布局做出大规模调整和重组,从纺织、家电、食品等一百多个领域次第退出,转而在能源、矿产、重化工等领域形成了主导和垄断地位。所有这些措施使得我国经济秩序大大好转。1991—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从2.19万亿元增加至7.97万亿元,财政收入从3149亿元增至8651亿元,国家外汇储备从217亿美元增加至1340亿美元,这一切为中国成功应对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1997年夏季开始,美国的对冲基金狙击亚洲各国货币,引爆“东亚金融危机”。金融风暴肆虐周边各国(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韩国、香港、新加坡),自然也影响中国,股市陷入低迷,消费市场一派萧条。1997年中期,全国工业品库存总值超过3万亿元,出现了“结构性过剩”。95%的工业品供大于求,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人数达到1275万人。1998年6月长江流域遭受百年一遇的大洪水。在金融危机和天灾的双重打击下,中国出现自1988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萧条,中央政府果断出台三大经济政策。
          1.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从1998—2001年,中央发行长期建设国债5100亿元,各大国有商业银行发放同等额度的“配套资金”。主要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如高速公路、发电、大型水利工程等。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银行5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货币供应量,先后7次降低存款、贷款利率。
          2.开放外贸的进出口自主权,允许民营企业自营出口,大大刺激了外贸积极性。价廉物美的中国商品开始远征全球,从而催生了“中国制造”的繁荣景象。
          3.刺激内需。银行推出“消费贷款”,鼓励居民购房买车。1998年7月,国务院做出重大决定,党政机关一律停止实行了四十多年的住房实物分配的做法,推行住房分配货币化。允许商业银行开展住房按揭贷款服务。这两大措施刺激了房地产业的复苏。
          宏观经济政策分别着力于投资、出口和内需,拉动了经济复苏,在哀鸿遍地的1998年,中国经济率先触底反弹,甚至逆流而上,一举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
          (二)中国成功应对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在发生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下,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都不可能“独善其身”。
          2007年下半年美国发生的“房贷危机”,迅速酿成全球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随后几年,又发生了希腊、意大利、西班牙等国的“欧洲财政危机”。随着经济全球化,这些输入型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重大冲击。外贸出口增速从2007年的25.7%,陡然降至2008年的7.3%,2009年的-18.3%。2007年下半年,仅珠三角地区,停产和外迁的中小企业达2万余家。至2008年6月底,规模以上的工业企业停产6.7万户,下岗工人2000余万。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作为2009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
          经过近十年的探索和实践,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高效率的宏观决策机制,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决策高效、组织有力、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2008年11月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十项措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出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
          200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胡锦涛总书记提出,2009年可能是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困难的一年,也是蕴涵最大机遇的一年,对国际经济形势做出基本判断。他提出了2009年经济工作总要求,其基本目标是: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把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转变作为保增长的主攻方向,把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作为保增长的强大动力,把保民生作为保经济增长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同时也要稳定外需。
          2009年3月,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实施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一揽子计划。
          1.政府两年投资4万亿元的计划。带动2009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2.5万亿元,2010年27—28万亿元,两年合计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达到50万亿元,相当于5.4万亿美元,是当时世界最大规模的“新政投资”。4万亿元一揽子政府投资构成:基础设施建设占37.5%;汶川大地震灾后重建25%;民生工程10%;农村民生工程9.25%;调结构和技术改造9.25%;社会事业3.75%;节能减排、生态工程5.25%。
          2.实施结构性减税5500亿元,减少企业税费负担,刺激消费。
          3.2009年国务院出台了《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2010年出台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
          4.大力推进自主创新,加强科技支撑,增强发展后劲。
          5.大幅度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扩大城乡就业,保持社会平稳发展。
          一揽子计划有效地提振了中国经济,中国经济率先复苏,也给全国乃至世界更大的信心。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级政府对产业发展的行政性干预进一步强化,表现出政府选择代替市场机制的特征。在产业政策刺激下,投资增长过快,不仅造成钢铁、水泥等传统行业的生产能力严重过剩,风电、多晶硅等新兴产业在各地也一哄而上。

         

         

        三、适应引领新常态,改革创新创未来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升级,质量和效益走向中高端,发展动能从全要素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提出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的指导方针,适应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
          (一)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结构性和周期性共同作用的结果
          1.国际总需求收缩的局面短期难以改变
          当前,国际经济深度调整,世界经济复苏远不及预期,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低迷,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走势分化。2015年是近六年来增速最低的一年:美国经济增长2.4%,欧元区经济增速仅为1.5%;日本经济增长0.5%;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速整体放缓,除了印度和中国经济增长表现较好外,韩国、墨西哥经济增速维持在2.5%左右,俄罗斯和巴西经济大幅萎缩,负增长3.7%左右。国际经济态势低迷,使得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增速,从2010—2012年年均25%以上的高速增长,骤降到2013年的7.6%、2014年的3.4%,2015年的负7%。
          2.国内三大领域的总需求也在收缩
          首先是城市化的规模发展速度放慢。2000—2013年,中国的城市建成区面积由2.24万平方公里增长到4.79万平方公里,这13年的增量超过以前51年的增量总和。城市人口由1.7亿人增长到7.3亿人。城市化率由17.9%提升到53.7%。城市的数量由193个增长到658个,建制镇由2173个增长到2万多个。今后,不可能再有那么快的增长。
          第二是汽车进入家庭的速度放缓。2000年轿车销售量是60万辆;2014年轿车销售量是1237万辆,增长了20.6倍。2012年以后销量增速开始下降,2015年轿车销量同比增长3%左右。
          第三是房地产泡沫影响经济增速。一是大量商品房的积压和房价快速增长并存;二是城市里仍然有大量的低收入者没房住。近几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由年均20%的增速降至2014年的10.5%、2015年的1%。
          上述这三个方面的需求在收缩,对钢材、水泥、建材、煤炭、石化、玻璃、家电、家纺等工业品的需求大幅度下降,使得工业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由2000—2011年年均增长11.3%,下降到2015年的5.9%。工业增长下降了近一半,围绕工业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在萎缩,这个局面短时间不会改变。
          3.三十年粗放式快速发展,造成环境污染、矿产等资源瓶颈制约更加突出。贫富差距、地区间差距、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发展不平衡性、不协调性、不可持续性在增长。必然要求去掉过剩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降低污染、降低消耗,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大力推进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转变发展方式。
          (二)引领新常态,主线是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1.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
          着力化解过剩产能和处置僵尸企业。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制定钢铁、煤炭、水泥、玻璃等重点行业分业施策的专项方案,引导过剩产能主动退出。要妥善解决职工安置、生活保障、债权债务解决方案等突出难题。二是积极妥善处置僵尸企业。这是地方政府和僵尸企业本身绕不过去的坎,加强引导和支持,分策解决。
          补短板,大力加强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建设。一是着力增强制造业创新能力,重点打造以“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为核心载体的国家制造业创新体系,提高关键共性技术供给的有效性。二是加快提升产品质量和品牌,加快与国际标准并轨。三是夯实工业基础,从根本上解决工业制造业的“四基”能力薄弱问题。
          2.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
          一方面,大力提高关键共性技术供给的有效性。集中成体系的解决一批智能芯片、高端成套设备制造、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的工程化和产业化,夯实我国现代工业、现代化国防的基础。
          另一方面,要缩小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与消费者需求之间很大的差距,生产出消费者真正需要的东西。例如,近几年,中国每年出国旅游的人数超过一亿人次,在境外采购高档化妆品、箱包、服装、手表、首饰等消费品,每年花费超过一万亿美元。若这些钱留在国内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会增加一个百分点。
          (三)建立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从外贸和投资为主导转向国内消费为主导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是基础,是最终动力。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消费拉动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左右。因此,必须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例关系。国民收入=税收+企业利润+劳动者报酬。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一般在60—65%,而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从1990年的52.4%,连年下降,近十年一直在46—49%,造成我国低收入人群数量比较大。我国城市居民税后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3.3倍。城市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的富人分享了40%的国民收入,而80%的不富裕人群分享不到60%的国民收入。再加上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健全,老百姓存钱防老,存钱防病,不敢消费。因此从长远看,必须改革分配制度,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并且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城乡居民消费的能力,建立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机制。这些年一直存在内需难以扩大、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不足的问题,而又一直没有提到工作日程上来。

         

         

          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理论指引下,党中央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带领全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奋斗。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城乡面貌大大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国防实力大大增强。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国内经济由于结构性和周期性原因,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创新驱动、调整结构、升级转型处在关键时期。但是,从中长期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的。我国有近14亿人口,国内市场很大。居民储蓄率很高,多达二十几万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充足,约3.2万亿美元。每年有近700万大学生毕业,几百万职业高中和中专毕业生,人才红利有较大潜力。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政府职能的转变、金融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科技教育体制改革、国有企业体制机制的改革、农村和农业体制的改革,正在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路子一步一步的深化。同时,我国经贸、投资、文化对外开放的步伐逐步加大。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的形势方兴未艾,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日渐突出,民营经济和国有经济一样,更加茁壮地成长。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潜力巨大。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克服当前的各种困难,保持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科技水平、经济质量和经济效益迈向中高端。“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所属类别: 领导讲话

        该资讯的关键词为: